关于全球化过程中国家金融风险的对话

夏斌&王巍

　　王巍： 中国入关之后已经一年了，入关之前大家为了和国际接轨，更多强调入关的好处，使得中国大多数人，政府官员理解入关，甚至在某些方面做一些牺牲。那么入关之后，应该说总的状况是不错的。但是在很多细节上，入关当中我们到底有哪些东西是应当考虑到作为国家经济利益不受损失，这是我们很关心的问题。夏司长曾是全国信托行业主管，他非常了解中国金融机构的脆弱性。我们在操作企业并购，在中国选了47个产业，几乎每个产业前五名都有外资介入的的身影，而且是渐行渐近，从持股甚至到控股。中国入关之后，中国国家经济有没有安全问题？我们不是从民族感情来谈，现在大量事实让你必须正视这个问题。我们前年曾经做了一次学术研讨会，谈国家经济安全与并购的关系。现在是过了一年多以后，我们感觉到这个问题越来越迫切。今天，我们正好有机会跟夏司长讨论一下，他会给我们很多新的启发。老夏两年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到中国金融危机，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就中国的不良资产如何来解决，提出几种方式。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提出了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他提出了一些药方，现在离开这个位置以后，我们更愿意了解我们这个金融体系脆弱性何在，在全球化冲击之下有哪些变化。
　　夏斌： 我也是在这毕业的第一届学生，实际上是以校友的身份我们来讨论。我今天谈的肯定是没有五道口同学在上课时候的那么多内容。因为金融安全确实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我们电视台，公众媒体的报道都是比较低调的，其原因就是因为金融安全问题有一些特殊意义。比如说香港不断说要关闭信托公司，整天是捕风捉影，但是我们无可奉告，什么都不说，到去年年底，我们基本上239家信托，绝大多数已经是市场退出了，外界一点都不知道。不能说外界一点都不知道，像刚才万盟搞的产业地图，外界对这个产业的了解是根本不完整的。而且也是我们主动说，绝大多数的投资公司，已经履行了一些法律手续，退出了市场。我们的原则是比如关闭黑龙江的国投，就在哈尔滨日报登，关闭广西的国投，就在南宁的报纸上登。所以，我觉得金融问题很敏感，在这个问题上宣传上要慎而又慎。台下有记者，所以我很紧张。不管怎么说，以个人同学校友身份一块讨论。
　　王巍： 过去在中国文化当中，一提到安全，就应该是上面政府想的事，不是老百姓关心的事，那是国事，有人替我们关心。包括WTO，我一直在强调，我们中国的WTO谈判过程对老百姓是保密的，不仅是对老百姓保密，对商人也是保密的，对政府不相关的官员也是保密的。其实，WTO是商业规则，国际商业行为之间的约束机制，如果你对老百姓和商人保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谈判。但是大方向是对的，我们要入关。我们今天要补课，把不需要对老百姓保密的东西打开。在这种状况下，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安全问题，没有意识到这个安全问题是所有人的事情，不是少数若干部门或者是几个政府官员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推动社会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注。国家的政策是抓大放小，国家的一百多个大企业归国家工委管，小企业甩掉了。现在成立国资委是三级出资人管理体制，责任人关注点不一样。多年来，我们许多城市的道路，水系统，电力系统，煤气系统，桥，还有很多城市地方的通信网络，都以吸收外资的名义纷纷卖掉了。国家不管了，上面抓大放小了，下面各地方政府为了地方吸收外资、当地税收，纷纷让利，获得外方投资。现在一回头，你突然发现一个国家大局可能控制住了，但是下面在纷纷分散和分化了，那么这个大局会安全吗？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安全问题。而且，比如像电信，外资只要一旦成为中国海外上市公司的战略投资人，它马上可以从高端顺利进入中国市场。我是一个积极的全球化主义者，我相信全球化有好处。但是我也相信全球化过程当中应当有技术和技巧，这些操作不应该政府少数权威部门掌握。我们可能不懂，但是我们愿意学习，应该让国家知道中国的企业家应该有资格来了解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至少像外国一样了解。
　　夏斌： 作为中国企业家，中国的研究人员，特别是我们金融的研究人员，包括帮助政府研究决策的人员，应该对中国金融真实情况有一个彻底的了解，这样的话才能真正拿出好的方案。但是，这个问题是怕什么呢？是怕有时候不恰当的宣传，新闻媒体不恰当的做新闻，就容易惹事，是指这个。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前几年大家都可能在网上看到，在某个城市商业银行，就是因为某个人造谣，也可能为了两家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造谣引起挤兑，国务院领导很重视，但是问题不大，很快就解决了。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金融问题不是说不能研究，不是说不能说。你看前天记者招待会，温家宝总理对我们的不良贷款等等用不同口径已经披露了。中国人民银行今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也是第一次完整地对不良贷款的状况进行披露了。所以，这个问题不是不能说，就是怕有时候新闻不恰当的炒作引起的事。他刚才讲的观点，我原先写过一篇东西，现在公布没有什么事，因为我们现在不良资产，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一万四千亿，现有不良贷款一万八千左右，加起来三万两千亿。我当时算了两种，一种是两万七千亿，一种是三万两千亿，但那时在2000年，王巍看到我写的报告，我在内部送有关领导看看。有些领导看了以后比较重视。但是怎么信这个事，怎么研究，怎么解决，有方方面面的原因，没有摆到日程上来。这次温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在今年金融改革内容中间也详细点明了方向，逐步加以改革到位，一个是四大银行问题，一个是农村金融问题，一个是银监会的问题都提到了。
　　王巍： 我插一句，老夏两年前搞了一个关于私募基金的报告，当时轰动。其实你说的那些东西无非是一些事实，但是发表这些东西会让人感觉到很不成熟，因为政府官员应该为君者讳。所以，人民银行很多朋友都说老夏不成熟，所谓不成熟，我看了半天，我说无非是把信息披露了。
　　夏斌： 关于私募基金的信息还不存在披露的问题，而是这个信息当时是没有，是我自己给调查出来的信息，把它说出来了。所以，他说我有的时候不成熟，无非就是说当官不成熟，有人说你是不是不想干了，我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想干不想干，我说这是好事，引起高层决策层注意，中国有这么一种现象，必须关注。当时在发表前的一个小会上，一家公司也是这样的仪式上，叫我做主题发言，我就讲了私募基金的问题。谢平听后马上就说明天肯定各界报纸都要登。讲完了以后谢平就问邱晓华，说夏斌这个违法不违法？邱晓华说夏斌统计这个东西准不准？我说我不在乎七千亿，还是六千五百亿，我是在乎这个经济现象，我是根据统计报告出来的。邱晓华说夏斌的统计方法完全没有问题，但关键是违法了。我说违什么法？我说是不是没有请示你？他说对，应该请示我。这个是开玩笑（众大笑）。
　　王巍： 这使私募基金市场由半封闭的地下一下子浮上来了，这是一个事实。新闻炒作不会炒公开的信息，除非你永远遮遮挡挡。不能说天亮了，你就把叫天亮的鸡杀了。提到中国经济安全问题，中国经济有这么多隐患，应当适当公开，不能高层人士一说就是泄密，民间人士就是妖言惑众。谁来正视这个问题呢？我非常欣赏温总理的话，叫居安思危，我们现在就在居安思危。我觉得全球化过程当中，中国经济安全的基础是不完整的，这个架构很脆弱。比如，许多地方政府鼓励外资收购中国地方商业银行，至少我知道的已经是六家七家在谈判，有的已经达成协议。在谈判过程当中，政府明显是鼓励外资，不鼓励中国的民营企业。尽管口头上说，应该一视同仁。但实际上方方面面众多的历史原因，导致宁愿卖给外资，不愿意卖给民营。卖给民营可能翻底帐，可能出问题。卖给外资，是好谈的，可以有政治业绩，这是很有学问的事情。WTO规定必须要让人家进来，无非是两年，三年。但是在这之前是不是给中国民营经济一些机会，给中国民营机构一些新的机会。而且这个过程要公开化，所有都是保密的。我觉得应当给中国的企业家，中国的民营经济一些机会，来一起分享这个所谓不良资产重组的机会，对中国经济作出贡献。
　　夏斌： 这我完全同意，既然人民银行能够让外资来参股，为什么不能让民营企业家来参股，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完全一视同仁。从理论上，从原则上，从文件上讲，没有确认说不让参加。我现在也不是人民银行的人，根据我的了解，应该是这样的。但是，现实生活中间有些地方政府的担忧，或者是有一些其它情况，有没有像他说的这也难免。那么，从总体上说，我认为外资进入中国的银行，这本身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我们的银行管理水平，需要提高。我们的资本充足率需要提高，还有一些风险，通过外资进来，从总体上几个方面进行化解，进行提高是有好处的。但是上次王巍跟我谈到，这么下去怎么办？他们基本上现在外资选的都是好银行，全部是股份制商业银行。那么对于其它银行，我从媒体上看到，有一些四大银行中间，某家银行跟某家银行有一些洽谈、合作。就是从方向上说，外资银行进来有好的方面，但是作为国家金融安全，我有非常不成熟的看法，我说咱们查一查，世界大国，美国、英国、日本，他们本国的国土上的金融业，主要是本国资本控制着，还是外部资本控制着？我想拍脑袋说肯定是本国资本为主，这就是一个经济现象。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开放，特别是汇率、资本项下流动等等。如果说我们心中没有数，或者说没有底数，或者说没有底牌，我们让人家参股，参到什么水平，甚至让人家控，是不是让人家控？如果说在金融领域里面，我们不能完全掌握着很大的主动权。在一定时期以后，我们更加开放了，汇率更加开放了，那么外国金融机构的资金突然流进，或者是突然流出，大批流进或者是大批流出，或者包括机构的突然撤离，对我们有没有冲击，有没有影响等等。我觉得我们在座的研究生都可以共同进行研究，因为这个问题还没有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研究。无非是今天的对话，使我觉得应该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反正我感觉这个问题需要研究，是王巍提醒了我。我认为参股是没有问题的，甚至证券、银行、保险三大类金融机构，比较小规模的让人家控了也没有问题。我想大的，前几名我们要有底数，我认为我们尽可能还要自己控制为好，这你说我是民族主义者也好，或者是好多问题想不通，保守也好。起码现在没有经过充分认证之前，我个人认为这是比较妥当的。
　　王巍： 引进金融银行跟引进麦当劳不一样，这个东西是国家很关键的产业，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有很多方面的考虑。特别是实际在我们做交易当中，控股、参股比例并不重要。因为在很多行业当中，我占5％就可以控制你。为什么呢？上游、下游都封住以后，你的发展空间没有了。如果你让一个企业市场规则改变之后，可能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基础要重新洗牌。例如国有股减持，一个表面上很小的政策变化，最后导致一到两万亿资产流失。各种说法都有，有的极端的民族主义者说是帝国主义阴谋，把股市打压到一千五百点以下后进中国抄底，还点出了几个海归派代表。另一派人就说还不够，到现在市盈率仍然很高。见仁见智，不一而足。我个人更关注的不是社会提出几千种，这个我不是专家，每个人有自己的看法，见仁见智。为什么呢？我觉得拿这种办法本身就是相关的管理层不负责任。你这么做要承担责任，你错了也得说话。据说人民银行五十万贷款出问题可视为渎职，一万亿损失却没有谁来承担责任，没有看到什么结果。这个不是说一定要追究什么责任，关键是这个决策机制。政府官员今天一高兴这么做了，那么通过什么程序来解决这么大的一个基金问题，是不是有什么议程，有没有监督机制，公开讨论机制。什么都没有，一看市场乱了，对不起，全民皆兵，号召群策群力，把这个包袱给社会处理了。假如我们的金融政策都采取这种机制，我觉得这确实涉及到国家金融安全问题。因为我关心不是这个决定是对还是错，还是高是低。我关心是这个决策制造和到社会传递这个过程，是不是符合今天我们社会这种民主透明方式，还是少数人拍脑袋。我觉得这个传递过程，政策指导传递过程，远比政策更重要。就像打仗一样，今天的美伊战争爆发之前，你可以从容布署军队，在土耳其怎么部署，可以找专家和战争参谋谈。一旦战争一打响，当场全乱了。这个时候即时的决策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国家经济安全要建立快速反应能力。包括这次石油危机，一打仗，我们就只会涨价，那边没有打，咱们油价都涨起来了，看来咱们政府转嫁危机能力很强（众笑）。
　　夏斌： 我同意刚才王巍讲的，民主确实很重要，因为在转轨时期，我们或年龄大一些的人的大多数，不包括你们，因为你们在座学的都是西方经济学或者是货币学，跟我们原来戴行长在中央财院学的金融学肯定是完全不一样内容。所以，你们学的是新的，现在上了年纪的人，大多数原来学的都不是这个东西。所以，在转轨时期又不是像美国、英国，从原始积累一步一步走到这里，而我们一下子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很多是书上没有的。转轨中间，方向很明确，但需要很多基础性的东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驾驭全局，决策民主化，我认为非常重要。我在关于股市的文章里面讲过，一个是民主化的问题，一个是还要有市场感的问题。有时候股市上的东西，有一些听起来非常好笑的例子，个别决策出来，当决策层认为这个决策出去以后会暴涨，还在研究怎么防止。但第二天恰恰是暴跌。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市场感，说明我们和股民和机构投资者想的可能完全不吻合。我刚才也注意到王巍讲的，他后面又引到了从伊拉克战争，要有紧急应变处理的能力，这是一种高超的技术。我认为恰恰还需要，我们讲金融安全，一旦出事我们怎么办呢？有一个紧急处理能力。与此同时，我们已经对国内情况比较了解之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一步步应该怎么走？这需要更加仔细的方案。比如说我今天看到北京青年报，蒙代尔说人民币2008年左右兑换，完全自由兑换。他说现在两个基本条件成熟了，一个是国际收支顺差，一个是我们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因此可以自由兑换。但是他希望还是到2008年。这个推论对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怎么决策，是不是到2008年就能放，为什么能放，要拿出具体的道理来。宋国青说有五个必备条件，稳健的宏观，健康的微观，稳定的金融，完善的监管，外部条件。这个说法完全准确，一点也没有毛病。但是我们仔细分析，放在你身上怎么决策，这几条怎么落实，什么叫稳健的宏观，是指GDP在7%，物价在1%，还是GDP在8%，物价在2%，能不能度量，能度量以后，稳健的宏观经济和健康的微观经济又是什么关系？等等。好多人讲资本下人民币开放问题，都在研究先后秩序。我看过好多人文章，说实在的我到研究所，也愿意研究这些大问题。有人说愿意研究大的，小的赚钱小事不愿意干，他们说你当过老总。我说你误解了。没有这个概念，可能是从小养成这个习惯，喜欢想大事。看过好多书，什么时候实现人民币自由开放，要不要进行数量研究？要不要有一些数量认证的东西？我跟大家谈谈，非常感兴趣，如果在座你们哪一位非常感兴趣的话，我们再进一步研究。现在，官方的语言也好，文件也好，民间的所谓专家也好，都是说这么几条，都是讲原则，宋国青讲这么五条，有的说三条，有人说两条。但是看到这个东西，放到你当总理你怎么决策，怎么放。我的意思起码要告诉领导更加具体的一些数量的分析。我拍脑袋说，比如说什么叫金融体系稳定？我现在非常肤浅的想法，一个金融机构的倒闭、破产根本不会引起全社会的混乱。这不就稳定了吗？因为你搞市场经济，不可能有金融机构不市场运作，不倒闭、破产。但是，我们现在的情况，不良资产那么多，当然绝对是不可能开放。讲到这儿，我又想讲到在股市上面，香港方面不断在呼吁北水南调，中国股市股评家也呼吁加快开放，让外国资金进来。外国资金能进来吗？外国资金真进来以后，我们自由开放后对炒股票会形成什么样的状况？亚洲金融危机怎么爆发的？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尽管各个危机形式有所不一样，但是其实质都是一样的，有全面性的损失。韩国的妇女拿脖子上的金项链、手上的戒指献给国家来还帐。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人均收入一下降百分之三十左右。我说这些重大决策，如果没有想明白之前，我们随便这么叫，随便这么呼吁，心情可以理解，相当多的股民股票套住了，香港人想北水南调，让大陆资金炒股票去，包括政府官员也说这样的话。后来我对几个香港朋友说，我说你们报上说的东西都是雕虫小技，不从大局出发思考问题。我们这边同志老希望外面资金赶紧炒股票，把股市给托上去。那么怎么让他进来，进来多少，全部打开门行吗？所以，说到这儿，金融安全，我始终认为研究问题一定要到位。不到位，一个是教科书上的推理，一个是头疼医疼，脚疼医脚，随便抓一把药治，不见得可以治好。一定要按照中国的国情来做。中国要好好想尽办法，不让外国资本来冲击，我们中国好好再干上十年，到那个时候谁都不怕。现在好多问题是根本条件不成熟。
　　王巍： 我对你的观点不太认同，你有一个长期主管金融部门的官员优越感。经济学家由于信息严重缺乏，他不可能做出很到位的评价。经济学家是干什么的？不是给政策，就像你说地震，可以用很好的模型告诉地震是怎么形成的，爆发什么结果，但很难说什么时候开始。由于我们不掌握信息，没有发言权，你就说不到位。
　　夏斌：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共勉的，就是研究问题的时候更加具体，更加政治性。就是能够让决策者决策的同时，就像写到位也够了。而且说的没错，说到这儿也够了。但是，作为决策来说，你说叫你当总理，看到这个东西，能明白我们在什么时候能够资本向下开放。重大决策前，必须有好多问题要了解。
　　王巍： 我特别不喜欢两个词汇。一个是动辄说人不成熟。就是因为太成熟了，我们好多东西变成一种制度性的东西。还有一个词是不懂国情。特别是对我们在野人士，包括学生，重要的是给我们知情权，给我们必要的知情权，让我们信息尽可能对称，这是重要的。至于在这个事上有没有好的建议，是另外一回事。
　　提问： 请谈一谈民间会与金融安全关系。第二，谈一谈你对金融安全具体的建议。第三，民间会成立之后，人民银行有什么变化，请做个人评估？
　　夏斌： 银监会成立是加强金融机构的监管，提高专业监管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那肯定是有益金融安全的。但是，金融安全不仅仅是银监会管的这些金融机构的安全，还有我们证券，还有保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安全是更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同学问这个，其实问的有一点擦边球，我只能回答的擦边一下。谈一下对金融安全具体的建议，现在中国金融安全，我认为可能在像我们中国这样经济社会中间，在不同阶段可能有不同的表现。比如说我们没有改革开放，我们没有加入WTO，我们也有安全问题。所谓金融安全，无非就是金融不安全，金融不安全，无非就是金融的机构的挤兑、倒闭，最后引起整个社会不安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金融安全，我们原来没有入世，我们应该也有这个问题。就是从其它方面表现，也就是八十年代中后期，那是高通货膨胀时期。那个时候也引起了好多地方的抢购，引起骚动，从这个方面来讲也不是安全的。你们现在在学习期间，经常讨论金融紧缩的问题，所以那种高膨胀时期感觉不深了。现在的不安全，我认为和我们资本情况下完全开放以后不安全，可能表现还不一样。以后如果说人民币资本项下完全开放的话，不安全可能就是巴西、阿根廷、东南亚汇率危机，债务危机等等发生的现象。只要我们到那个时候没有处理好，我认为那些特征也都会表现。那么在现阶段金融不安全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是不良贷款。在座可能听过我讲过风险课的，讲课的时候我一点一点罗列。我们现在讲不良贷款，是讲四大银行不良贷款，我们三家政策性银行呢？还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呢？我们还有几万家分布在农村的信用社，以及少量的城市信用社？有多少不良贷款呢？我们关闭了大量的信托公司，前提就是拿钱了，拿钱反面就是不良贷款，有多少，谁承担了？还有财务、租赁，还有证券，证券也关了两家，还有没有有问题的公司，谁敢打保票没有，资本金是谁的，挪用的资金怎么办？这么算起来我们有多少，怎么解决，我个人认为这确实是一个沉重的问题。所以，现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刚才王巍博士提到的，现在好多外资的收购，提高资本充足率，我认为有好处，通过一些银行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不可能全在国家身上。大家现在讨论财政风险问题，报纸上不断呼吁再一次剥离。在银行问题上，我们更得想国家财政有多少承受能力。那么，在银行金融机构问题上，最大是四大银行。怎么解决？外面也有讲整体上市，也有讲分拆上市。我在中国经济时报里面也谈了，四大银行整体上市，前提就是要把不良贷款解决。不良贷款不解决，等于又坑了投资者，你不可能搞包装一下。那么你要分拆，怎么分拆？都得一笔一笔算帐，可能有的银行可以分拆，有的银行能不能分拆？我举一个抽象的例子，我也没有算帐，我最后结论是要算帐，我现在还没有算清楚。一家银行不良贷款比较多的，分成好银行和坏资产公司，好银行上市。那么，好银行上市的前提，就是说起码不能把原来老百姓的存款，企业的存款放到坏资产管理公司去。作为坏资产公司负债不行，必须放在好的银行里面。那么，也就意味着，好银行的资产必须大于等于企业和居民的存款。我们算了没有？有的银行到了还是没有到？但经济学家都在叫整体上市。另外，现在我想说的，在座有媒体，我没有时间写很多东西。大家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报道、宣传，仍然是放在金融界一块宣传，尽管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现在还是人民银行管着。但是，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和四大银行是没有关系的，它已经是一个财政的负担。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或者是按照国际做了以后的结果，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能够收回一半谢天谢地，收回百分之三十就不错了。我们一万四千亿，可能收到四千亿左右，经营了三、四年，还有七年。七年以后，下届政府怎么办？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也有负债，不良资产一万四千亿，负债是政府发的债，还有人民银行的再贷款，还不还，还是一个问题。到时候实在不行，是否借新还旧？所以想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大家关心点是银行问题，实际上已不是银行问题，我想说你现在剥离的一万四千亿，如果说再搞分拆，那么你这些分拆出去的东西，能不能赚钱？能赚多少？分拆好银行出去以后，能不能说股权溢价回来的钱能弥补亏损。弥补不了亏损，无非就是说现在这些亏损不是现在买单，而是将来买单。我认为资产亏损最终要有人承受，怎么躲都躲不了。当然，核心的观点，我认为四大银行的问题要一家一家具体分析，不要跟风说。我不反对上市，但是我反对"包装"上市。如果说资产条件不错的话，你上市是可以的，但要算帐，是不是都能上市？不能上市怎么办，能不能用多种途径来解决？政府拿一点，引进一些投资者行不行，民间参一点股行不行，发债行不行？等等，通过各种渠道，四个银行一家一家寻找具体解决的办法。
　　王巍： 我对你总的观点是理解的。但是，我不太同意中国目前金融安全巨大风险是不良资产。中国金融系统最大的安全隐患是两个，一个是市场运行机制的转换风险，就是说如果整个中国企业正在走向市场化，而你这个金融管理仍然运作在计划体制下，一定有巨大风险。你不能符合大多数企业利益，不能符合新的生产力。就是说上层的投融资体制还是计划经济的方式，下面的企业基础在二十年里正在高速转向市场经济，如果协调不好，有一个很大的内在张力，这个造成金融风险很大。
　　夏斌： 你用的词都比较大，咱们就非常简单的交流。我说是不良贷款，是最大的问题，也就是说是存量，这个需要有人买单。你说的无非就是说体制不太好，以后可能再产生增量。那么从这两年来看，增量很小。第二，大家都在说银行惜贷，说实在话，从某种意义上银行做对了，我不能乱贷了，没有把握就不贷了。至于说中小企业好多问题，不是商业银行市场行为它承担的责任，社会就业，中小企业，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政府应有适当融资政策配合。从商业银行来说，现在比较惜贷，从这一两年不良贷款下降情况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主要矛盾还是存量，增量慢慢减少了。
　　王巍： 另外一个风险是中国国内金融体制和全球化金融接轨一个风险，这是全球资本市场一体化的问题，中国能不能真正与世界接轨的风险。此外，我一向认为中国不良资产的存在不是坏事。首先要明确不良资产是怎么产生的。目前的主流看法基本上是三大原因产生不良资产，一个是体制产生不良资产，没有产权，没有什么机制。反正是国家的钱，赚了就是自己的，赔了就是社会的不良资产。第二叫做个人道德问题，腐化、贪污和渎职。第三是政策变化问题，今天大干快上拉动内需，明天收紧银根搞清理整顿，导致经济周期紊乱和败坏，如海南和北海的房地产不良资产。甚至今天还有人把不良资产推到四人帮身上。当然，主流的观点是对的，但它只是说的是表面原因或社会制度的因素，没有说根本的原因。不良资产产生根本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技术进步，技术高速发展，肯定有不良资产出来，奔腾3出了，286肯定是不良资产，这跟什么体制没有关系。因此，世界上的技术进步是日新月异，必然不断地周期性的造成大批不良资产。第二个是企业竞争，十个企业竞争，有两个企业胜出，另外八个企业就是不良资产，它事实上被淘汰了。美国也是一样的，微软一出来以后，第二个微软不存在，戴尔出来，其它不存在。因此，我觉得技术进步和企业竞争是不良资产产生的最主要原因，在全世界放之四海而皆准。第三，还有一个是时尚的变化，消费者需求的改变。比如今年流行红裙子，第二年是灰色的，红裙子就成为不良资产了。女孩子买的衣服里面十件有两件穿了，其它八件满足消费欲望就放进衣柜里变成不良资产了。人类社会的消费品味常常改变，莫名其妙地制造出使用价值还在但已经被市场淘汰了的大量不良资产。所以，我们不要把不良资产看成太体制化，政治化，不良资产是社会进步当中必要衍生品，一旦社会高速增长，不良资产会增多。不要觉得不良资产出来了，一定是我的责任，这种高风亮节勇于承担责任是令人钦佩的。但你把所有问题自己扛或让我们大家一起扛，却掩盖了真正的症结。长期下去让中国搞金融的人是人人自危，不敢做事。本来这个产品很好，但是三年之后有一个新产品出来了，你就可能为你的"渎职"而进监狱。我觉得把不良资产原因归结为政治原因，体制原因，使得不良资产的解决没有希望。必须认为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现实，要对不良资产给予公正的评价。我认为中国的不良资产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不断进步，其绝对数量会越来越多，但在总资产比例上可以控制。
　　提问： 美国、日本的技术进步比中国更大更高，为什么他们的不良资产比我们还要低？
　　王巍： 一个社会成熟的特点有两个，一个是能不能不断的创新，还有一个是它会不会淘汰落后。社会主义国家往往不能解决第二个问题，所有企业从年轻力壮到最后年迈力衰是有周期的，无论多么老了，也不让破产，一直憋在那里，不让清盘，这就是造就大量不良资产的累积的制度原因。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同意主流的观点即体制政策的原因。我们必须建立这种体制，就是说我们要在市场当中解决企业生死转换问题。我是搞并购的，我们要努力让不良企业迅速死亡，不要好死不如赖活着，长期吞食社会资源。我再强调，由于我们没有找到不良资产真正的动因，而使得整个社会从事管理的人人自危，反而使我们的不良资产越来越多，大家不去改善，不按照正确方向去调整。这个过程会出现所谓的金融风险，而不是不良资产的存量导致社会的风险。所以，我始终强调不是存量构成风险，而是我们处理不良资产，处理金融政策，处理外汇方方面面政策这个观念和方式导致中国金融风险问题。我认为处理金融风险，不要先谈不良资产，什么上市不上市，我认为这些东西都重要，但它都是枝节问题。大的问题是处理市场转换过程政策传递的封闭导致巨大的风险。中国的企业家应要求三个层面，一个是知情权，然后适当的参与权。最后，当政府认为中国企业家成熟了，可能给中国企业家在相当层面上一个决策权，让企业家控制部分金融机构。我觉得从知情权到参与权是一个递进过程，应当取决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而不取决于我们政府认不认为我们企业家成熟了。我始终百思不解的是，中国经济二十年高速增长是世界承认的奇迹，但是导致这个原因的中国企业家群体在政府看来却是不成熟的，岂非咄咄怪事。每天报纸上教育我们，要搞好公司治理，但是，我认为中国更大问题是政府治理不好，没有好的政府治理，不太可能有好的公司治理，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么。所以，双方应当是互帮互学，与时俱进。
　　提问： 你好，我是一位记者，对这个讨论比较感兴趣，我基本上赞同王总的观点。我记得我看过商业周刊有这个文章介绍，在华尔街有被称之为金融买家的，专门收购不良金融资产。收购以后，进行一些管理、打包怎么处理，最后用各种价格卖出去。因为有这样一种秃鹫存在，虽然说美国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断产生不良资产，但同时有人在消化这个不良资产。所以，就有这样一个出口，日本没有这样的出口。我觉得我们国家现在是没有，但是我注意到，比如说像摩根斯坦利…，你怎么看外资参股，不良资产的处理。
　　夏斌： 外资参与不良资产公司的资产处理，首先我个人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他们是代表了一部分资本，资本的本性是不会变的，是要赚钱的，不赚钱不会来谈，赚小钱也不会跟你谈那么累，报上、媒体不断写，最后是摩根斯坦利谈了一笔。看不良资产清单，我听他们说是要交一千万美金。就是说谁想来看我们四大银行不良资产清单就要交钱，他们绝对不会白花钱的。因此，他们也是有目的的。但是，对于不良资产的处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我前面已经讲过了，一半是非常不错的。我们现在报上经常宣传的，资产收回33％，不是指全部，现金百分之二十二点几，就是国际上差不多的水平。第三个他们进来以后，用他们的技术，他们的管理，他们的同行业务的水平，确实可能帮助我们能多收一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应该是欢迎的。或者起码来说，他们在处理资产中，起码客户资源、信息资源比我们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人员，资源要丰富。
　　提问： 想问您一个问题，您目前在公司并购，对咱们国家信托业非常了解。前一段时间信托业又兴起了一个高潮，上海抓基础建设信托，各地信托业车起来。但是我感觉他们相关的，感觉信托业是一个全能的公司，个人贷款，理财都能做。但是，他们自己缺乏一个定位，比如说像在美国那种信托业主要是信托基金，但是现在基金业并不是那么好看。我就是说，您认为中国信托业定位到底是什么地方？不应该是这种非常混乱的局面，虽然表面上看是火起来了，但是我觉得里面蕴藏很大的风险。
　　王巍： 我翻译一下，她在问夏司长你离开信托司长这个位置以后，信托业怎么一下子火起来了，这是怎么回事？（众大笑）
　　夏斌： 我明白你的意思，第一就是其实所谓火起来的话，你问一下他们信托业的人，其实是有苦难说。报纸、媒体比较关心，不断的在说信托火起来，而且有的想不断参股，控股信托，有个别信托公司可能现在卖的也很贵，几千万，给外界这样一种感觉。第二，你说找不到定位。实际上他们内部信托业很清楚。信托法是没有具体规定机构的问题，关于信托行为进行定义，法律约束。那么，人民银行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信托业务范围里面，定的是很多条款，范围很宽，大家看起来跟热闹。资金信托的核心问题按现行规定，只能是一个项目做两百份合同，五万元起家，什么意思呢？一个项目吸引投资者进来，最起码每个人就是五万以上投资。签的合同，最多不得超过两百份。上海火的时候，我们也去检查了，搞一个项目，筹集了资金多少，我记不住了，他们推出基金项目，信托合同，我们说不能宣传，不能搞公募形式，通过报纸和会议宣传，借记者语言写出去，他们也做了。当这些消息出来以后，老头老太太拿着储蓄卡，他哪儿知道项目到底有没有风险，反正政府同意支持。所以，刷一个卡五万，两百个人结束，第一期结束，第201人变成第二期，又刷卡，实际上冲破了两万份合同。这样的话，人民银行就做出了通知，叫他们暂停。北京中央商务区问题，我走之前把他们老总叫来，我说我们互相之间都非常熟，你曾经也是在人民银行干过。我现在一本正经代表中国人民银行跟你说两句话，第一你们错了，第二必须改正。这两句话你必须回去向董事长，向政府汇报。当然，接下来我说善后怎么处理这个，我可以帮你一起研究。我说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曾经有一段是这个宣传，后来大家也知道，资金信托这个事实际上是很难做，曾经有一个信托老总跟我说，他是做股票出身的，他说做了一个大项目一两个亿赚了三四十万，五六十万，实在没有什么意思，还没有我原来做股票，轻轻松松弄一把就赚了。资金信托是非常难的，资金信托当时指导思想也很清楚，要做成私募形式，不是吸收存款，因此不需要一般老百姓都进来。因此，不要做宣传。而且，在上海我刚才举的例子中间有非常好的现象，有的人拿五十万来投，带律师看这个合同，风险在哪里，一条一条研究，因此在信托公司内部谈不上高潮，谈不上很热。现在信托业本身感觉很困难，怎么办？我现在离开了，怎么办？有的五万块钱没有办法吸引广大投资者，机构投资者有多少？他用你投吗？我也曾经说过，比如说把五万元不变，或者说五万元再提高，提高门槛，两百份合同取消。现在我不知道他们研究到什么状况，当然有的说基金做公募，大家知道等于是证监会管的证券投资基金，无非是投资品种不是证券而已，是其它东西。但是在公募上性质就完全变了，就不一样了。我分析一时间不会有什么新的决策，等着中银监会对信托公司监管后再研究。
　　提问： 我的这个问题是关于私募基金的，我听了夏司长做的报告，大家很关注。有一个想法，当时人民银行想把这个做起来。我的问题就是说您认为私募基金的存在，对于我们金融体系是一个威胁，还是一个补充。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产业基金的概念，您认为产业基金发展方式是什么样的？
　　夏斌： 我正想说，你刚才第一个问题，最近二十一世纪报纸找我，说起私募基金报告，我当时声明是个人写的文章，业余爱好。实际上我最早是人民银行研究所副所长，现在又回到原点，是因为原来有一个起点的基础，愿意搞研究。当时绝对不存在，如二十一世纪报道通栏标题所说，人民银行和证监会争夺关于私募基金的话语权。这是我今年跟二十一世纪报道记者说的，那个记者笑起来了，他说我们原来行霸道，现在行王道了。明白了，他原来怕不出名就这么弄，出了名以后，他说绝对对你们采访规规矩矩，你没有说的，绝对不会说是你说的。估计他们已经占领了市场，办报原则自然起了变化。第二个关于私募基金，我是这么认为的，这是一种现象，随着市场投资者机会越来越多，随着投资资金越来越分散。我认为要控制很难，只能是引导。但是对私募基金有关部门也没有规定，基本也没有管，那么就按照证监会的规定，最多从证券公司，上市公司委托角度进行管理。对于本身私募基金机构是完全按照公司法进行操作。现在也很难说它是违规。所以，这个现象估计再发展一阶段，再看，挡是挡不住的，我认为这是必然现象。至于产业基金，也要搞清楚。比如说搞项目，搞基金，项目如果依附于企业，给企业发债就完了。现在，对产业基金的讨论，可能原计委的同志比较赞成，很多部门都不太赞成。企业搞项目，企业就发企业项目债券。如果说投资者愿意追求一些高风险，高回报的，搞一些私募也可以。正常的要筹集资本的，还有股票融资。所以对产业基金，在上一届政府领导同志叫不要研究了，现在我不知道，改革与发展委员会持什么态度。原计委有些同志态度我非常了解，就是要搞。如果要搞，最后还要审批，我感觉味道就变了。
　　提问： 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不良资产是四大银行剥离的，现在也有商业银行包括券商也有很多不良资产需要剥离。您有什么好的建议？第二个中小银行，保险公司，券商想方设法来做，把不良资产坏帐去掉。但是我知道进入金融机构或者是非金融机构，目的就是想利用这个为自己圈钱，怎么样来做呢？
　　夏斌： 第一个我认为国家不可能帮助解决那么多股份制金融机构的风险。第二，金融机构数量虽多，不良资产量和四大银行比，还是没有办法比的。因此，他们的风险更多是鼓励各家金融机构自己去想办法，办法很多，有筹集资本金，提高资本充足率，有提准备金，增收节支等等。第二个问题你说的有，但是作为金融部门要进行严格的监管。不怀好意的投资者，实际上在这里面想套钱，圈钱，我想最后的结果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我在当司长期间，好多人想投信托，我说非常欢迎，越多越好。但是，进来了以后，按照刑法多少条规定，抽逃资本，绝对不是人民银行监管的问题，是追求刑事法律问题，坐牢的问题，而且人民银行是在不断监视资本金问题，你来干非常欢迎，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但是你说这么大的国家，有没有个别银行有个别投资者进去了以后，参股控股银行以后，为自己某个企业集团服务，有没有？这个很难免，那就是监管问题。内部控股公司的问题，内部关联交易问题。
　　王巍： 我觉得谈买银行问题，像买上市公司一样。第一阶段不是不怀好意，而是当时的制度允许这样做。当年大家买金融机构都是为了圈钱，这是正常的，当时制度是允许的。随着银行法制建立以后，限制银行向股东提供贷款，这时候应该说是投资者要转换观念，投资银行不是为圈钱，而是作为投资者进入。所以，现在政府不断鼓励民营企业买一些金融机构，因为是烂资产了，所以鼓励民营企业替政府买单，理论上也可以叫不怀好意。你不买不行吗？因为不允许民营企业自己建立银行，如果允许自己可以组建银行，谁去为政府买单？
　　夏斌： 不光买单，还买未来，买未来投资回报和预期。你说投资者很理性也有，刚才那位同志所讲的，就是我说的不怀好意也有，方式很多。你说单一股东贷款不能超过一定比例，我有两个企业私下资金调动一下就可以了，这就是监管与反监管的博弈的过程。我答记者问时也说过，我认为对民营银行问题不要再讨论了，这是我的基本观点。第一，民营银行是指什么东西？它有没有金融概念上比较严格的东西，如果从产权角度上来说，股份分离，我们有好多银行都是股份制的，一百多家城市商业银行大多数都是。很多机构的股份也是私人的。你如果说运行机制角度，不跟人民银行说股权。就这个问题，我绝对不是站在人民银行角度。从经营机制角度来说，美国每天有大量的民营银行在破产，不是说民营银行就是好的银行。第三剩来讨论的不是经营机制问题，也不是股权问题，就是要成立银行。如果想成立银行向人民银行申请，不是不可以的。人民银行第一鼓励你先去收购。第二你不愿意收购，去申请，站在这点上考虑，我认为人民银行应该按照严格的标准，条件符合的，就批准一批。条件不符合的，坚决不批，因为条件有各种各样的条件，不符合条件，坚决不批，就完了，不用讨论了，不用做课题了。深发展政府控股17％，剩下83％是个人的，浦发也有大多数股是个人的。当然，控股，最大股东是谁？但是我们好多城市银行都是企业在收购的。机制搞得好，搞不好是另一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其实重要的是金融主管部门应该对这些银行，不仅仅四大银行，对各类银行都有一个加强金融改革的要求，要它按照市场经济运作模式去运作，要按照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进行改造，这就达到了民营银行初衷的要求。所谓民营，就是想体现效率，体现市场原则，那么按照市场规范就行了。这里我想到，我们目前对股份制银行，信用社，各类金融机构都有专门的管理规定。那么是不是说民营银行还要拿出一套民营银行管理办法，审批守则。民营银行管理办法和其它能有什么区别？这个又说不清了。因此按照规矩，该申请组建银行就去申请银行，没必要来回讨论。当然，报纸上来回讨论、宣传民营银行问题，可能从增长GDP角度有一些意义。
　　提问： 王总，我问一个问题，在做MBO的过程当中，信托公司怎么创新，怎么去做？现在贷款不能为管理者收购而投资。还有公司法第12条规定，就是说投资过程超过净资产50％，通过投资怎么规避这两种形式？
　　王巍： MBO到现在为止，大家羞羞答答承认存在，但是在各种主流政策上没有客观认定。因此，所有从事MBO的融资机构，都必须是一种创新。中国各个部门法律之间互相冲突，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了。部门经济利益不太一样，提出的设想不一样。因此，我只能笼统说，最近十多年来，有一大批投资银行家，民间和政府的，不断的在利用法律之间的空档，进行一些创新性金融工具。你的问题到底怎么处理，是每个公司有各自的高招。但是，所有问题都能解决，我是很欣喜看到这种金融创新机会到处都是，这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一种成就感。我对老夏刚才的办法有一点不满的意见，我觉得发这个债券，这些东西在市场当中产生的。稍微遇到问题，立刻就停下来，造成了中国政策的风险很大。就是大家不可预测，于是有很多机构都抢这个政策。像过去三灯理论，绿灯抢着跑，红灯绕着走，导致金融机构和金融创新者博弈。像国有股减持，一会儿停，一会儿走。这种不可预测的事情，中国政府，高层、低层还有操作层不可预测性，使得环境非常不稳定，使得企业和政府之间不存在信任关系。我是东北人，我经常用一个段子，都说不变了，又来文件了，刚刚学会了，又说不对了。这就是一个政策环境，这种政策环境下，你无法建立一种稳定的信任。头几天我参加了与美国思想家福山的对话节目，谈信任。一个社会的信任是一个社会的资本，信任程度提高，会降低社会的风险，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大家做这么多年以后，彼此不存在信任关系，因为没有规律可寻，政府没有规律可寻，老百姓也没有规律可寻。在美感，一任两任总统不能影响格林斯潘，不管哪个政府换了，对金融政策可预期性很强。你刚才也提到，原政府是反对产业基金的，新政府你就不知道。于是大家都是采取急功近利。所以政府经常批评我们，说你们这些商人一点没有远大理想，整天急功近利，唯利是图。不这样怎么办呢？你不给我长远考虑的环境，使我不得不急功近利。但是这种缺乏信任关系，缺乏可预测性，就使得大家随意来透支社会的信任，人人都可以透支。你后任司长不为前任司长负责任，前任司长也不用为后任司长负责任。
　　夏斌： 一般报纸上经常有这种风格的文章，但是我认为多变，环境的不稳定，可能有多种因素。在经济转轨中间，熟悉了解经济过程是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因为本身在转轨中间，也不是一个不信任的问题。刚才那个同学的问题，王总也回答了。实际上我再回答半句，就是规定贷款不得用股权投资，贷款也能用股权投资，但是现实中完全可以用另外一个手法规避。所以在这个法或者在这个规定，要不要改？如果不改，就要考虑怎么细化管理。一开始又讲到了北京和上海这一事，我忘了顺序，就是说这个问题不是多变，当时定的议题就是说五万块钱，两百份合同。在全国信托老总会议上我也跟他们讲了这个道理，为什么说北京停下来了，我在会上都说，北京、上海绝对没有风险。而且北京、上海政府是有实力的政府。他们也不会看到这种大项目收老百姓的钱到期还不了。但是在三年、四年信托整顿中间，原来的信托政府担保也好，承诺也好，安慰也好，到时候还不了老百姓的钱，扯皮的事太多了，这种项目，失败的太多了，这种教训太深刻了。放在一个比较落后的省份，我跟他们说，如果说你们积极要发展业务，地方政府推一个项目给你，同时给你一个预期回报。说实在的信托搞金融的人物多，真正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确实不多。到时候地方政府说我不管了，像我们现在遇到的好多问题，老百姓的钱还不了，怎么办？所以，我反复说，上海、北京必须停下来，而且我也同时跟他们说，我相信这两个地方不会出事。出了事没有事，但是在全国，比较贫穷落后的省份，这么样大规模的推开，肯定要出事，等于是发债搞项目。
　　王巍： 你们当初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没有预测性吗？
　　夏斌： 不是没有预测性，而是说得很清楚，两百份合同。
　　王巍： 你只要邀请民间人士一起来，这个早就看出来了。我又提到这个问题，为什么政府很多事情都自己定，坐在办公室的人一定比前沿的人要聪明吗？证监会对上市公司收购制定了条例，有很多低级错误。就是一批没有参加一件并购案实践的管理者制定的，根据各国经验编一套东西就向全国通报，而且七天内回应，不回应成为法律执行了。压根政府官员眼里没有企业家群体。你要允许上下接触，应该有很多业界人士参与。你应该寄托于一个制度。你不能说只在北京、上海，因为你提出是一个法律，是一个规则，应当要慎重，跟国有股减持是一样的。
　　夏斌： 制度是明确的，退一步讲有些公司是做错了，要停下来。
　　王巍： 这样你永远把一种东西放在官员操作下，我今天让你停可以停，明天走可以走。
　　夏斌： 不是说人民银行改变了制度，人民银行官员随意操纵停、退，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它理解错了，或者执行错了。
　　王巍： 群众可能理解错了，也可能是政府表达错了，这么多人都理解错了？这个信托公司的热不是假热，是真热。为什么呢？大家都看到这里面巨大的商业机会。
　　提问： 我们今天主题是全球化过程中的国家金融安全，您能不能告诉我们，在全球化过程当中谁怎么样给我们带来了金融安全。就是说像夏司长说的，不良资产是最大的金融风险，那么这个不良资产是什么样的。我想问一下，是谁怎么样造成金融安全的？
　　王巍： 我个人感觉，我觉得三个层面造成不安全。一个层面，是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本身市场基础在市场化，我们管理没有市场化，这是导致问题的原因。另外中国市场和全球化市场不接轨。第三个就是我们所有的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过程当中，由于人为地造成了信息不对称，企业家没有参与权。所以很多民间智慧，政府智慧，不能准确或者是比较公允反映到决策当中，没有知情权，没有参与权，我觉得这都是影响到国家安全。当然，比如说不良资产，还包括国有股减持问题，这是中间层解决的问题。还有一些细节，包括我们刚才谈到的技术问题，就是企改缺乏信任，这个都构成整个国家大的环境。不可能出现任何一个灵丹妙药就解决了。那么需要什么呢？首先需要各界人士的一个参与，要关注我们提这个问题。今天的要点主要是关注。我想老夏也不是给大家出药方，我更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只是希望通过这个讨论使各界关注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和政府，民间和政府一些来分享信息，一起来献计献策，一起来居安思危。
　　夏斌： 什么叫不安全，跟全球化有什么关系？我前面跟大家也讲过，我说了就是说在我们现在已经入世了，在没有入世之前可能谈不上全球化，不全球化，我们金融是封闭的。如果是从金融安全意义上来讲，我们在入世前的不安全，八十年代，主要表现为通货膨胀，群众挤兑，引起社会骚动，当时采取紧急措施稳住了。现在主要是不良贷款，不良贷款我们要抓紧处理，我认为抓紧处理。在目前情况之下，我相信四大银行的问题慢慢解决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基于就外资银行没有大量进来，进来是少量的，或者是进来也没有做人民币业务的机会。我们可以慢慢做，慢慢化解，通过种种方法来解决。但是，我想说的是，人民银行说是到2006年前要把不良贷款降到15％，我们入世承诺，对外说的是到2006年外国银行在中国任何地方，任何区域，任何业务范围，都对中国银行是完全一视同仁的。那时候的不安全意味着什么？或者是怎么表现？我个人判断，这时候的不安全，如果说外国银行跟我们中资银行一样竞争，而且我们不良贷款问题到那时候得不到抓紧解决。与此同时，人民银行也宣布了到那个时候各金融机构要全面的信息披露，意味着不良贷款、资本充足率等，什么情况全公布。在这种背景之下，如果遇到风吹草动，也遇到造谣或者是其它突出性事件，来一个存款搬家，对某一家银行形成的不正常群体性的挤兑，这是一种什么景象？我认为这就是最大的不安全。如果到了人民币汇率，资本项下开放，到那时候的不安全可能表现又不一样。目前的问题不解决，到那时候也会爆发。我说除了这之外，那时候可能有那时候不安全的表现形式。所以，我认为彻底开人民币自由兑换这个门绝对要谨慎。到2006年前，应该想尽办法把不良资产问题有一个妥善解决的办法。到时候不解决，一旦出事，要人民银行拿钱救，怎么救？符合不符合人民银行规则，救多少？现在没有办法预料。我到上海出差，根本没有在全球化与金融安全标题下谈事，就是在出租车里面谈问题，出租车司机说我们上海人知道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孩子在国外念书，到时候外资银行进来了，我把存款往外国一家银行放，还方便。
　　提问： 我觉得全球化过程当中所有经济体都面临到这个问题，比如发达国家会，发展加强也会。哪些金融安全问题是大家都面临的风险，而哪些风险是一家银行面临的？
　　王巍： 你说的是对的，全球经济发展，就是不断的不安全导致的危机感，产业调整，市场变化，才逐渐走向越来越安全，也可能是越来越不安全。我想今天时间比较长了，稍微说一两句，一个是我们这么多学生来，今天我们谈国家金融安全，不是谈学位安全，也不是谈奖学金安全。大家坐这么长时间，听我们谈这么虚的东西，我觉得大家都是心忧天下之士，我非常钦佩，希望跟大家交朋友。第二，很多记者朋友在这儿，我和老夏是老朋友，已经相交二十年了。虽然他在九天之上，我在十八层地狱之下，我很佩服老夏，他是一个非常有激情的学者和官员。我们的对话有更多是一种率性的成分，请记者笔下留情。希望关心我们讨论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长期被政府话语权控制，而民间没有介入，我觉得关心这个更重要，至于观点对错可当别论。最后，请夏司长给我们做一个"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总结（众大笑）。
　　夏斌： "形势和报告"在前面两小时已经做完了，今天叫我来，是到母校说一说没有关系。还是说记者写的东西要笔下留情。就是怕新闻专业比我们金融专业在语言能力上高一点，本来说得过程中不起眼的一句话，放在标题里面一做，就大了。

夏 斌　国务院经济发展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王 巍　全球并购研究中心秘书长。